在《从文自传》中有一个章节叫《一个老战兵》,作者在回忆中写道:“在我那地方,学识方面使我敬重的是我一个姨父,带兵方面使我敬重的是本地一统领官,做人最美技能最多,使我觉得他富于人性十分可爱的,就是这个老战兵。”[1](P41)是不是得于这份年少时的记忆,在沈从文后来的写作中,我们常可以看到“老战兵”的形象。如《边城》中的老船夫,《长河》中的老水手,《灯》中的老兵,《会明》中的老火夫等,以及在其他篇章中着墨不多,但给人印象的老水保、老长工、老船匠、老纤夫等。在这些“老人”身上,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相同的部分,如他们的诚实善良、质朴纯厚,但在各个篇章中每个人的人生遭遇、生活处境又是那么的不同。
沈从文在《论技巧》中说:“人类高尚的理想,健康的思想,必须先融解在文字里,这理想方可成为‘艺术’。”[1](P333)那么,在这些业已成为艺术形象的老人身上,作者又蕴含了何种“人类高尚的理想”、“健康的思想”,浸润、寄托着何种“宏博深至感情”?
一、人生偶然与情感的乘除
当我们走进沈从文笔下老人的世界,我们很快就会发现,这些老人都有着某种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人生经验。《灯》中的老兵,是“一个差不多用脚走过半个中国的五十岁的人,看过庚子的变乱,看过辛亥革命,参加过革命北伐许多重要战争,跋涉过多少山水,吃过多少不同的饭,睡过多少异样的床,简直是一部永远翻看不完的名著!”;《长河》中的老水手“身世如一个故事,简单而不平凡”;《丈夫》中的老水保“一个河里都由他管事”,“那些船排列在河下,一个陌生人,数来数去是永远无法数清的”,他且可以“明白这数目”,“记忆得出每一个船与摇船人样子”;《辰河小船上的水手》中的掌舵老水手,“三十七年的经验,七百里路的河道,水涨水落河道的变迁,多少滩,多少潭,多少码头,多少石头——是的,凡是那些较大的知名的石头,这个人就无一不能够很清楚的举出它们的名称和故事”。
这实在无可厚非,一个人活至近生命的终点,即使没有那么多传奇式的人生经历,只要他肯说来,那么他这一生即使再平凡也都将是一个传奇。《边城》中的老船夫,活了七十年,从二十岁起便守在小溪边,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多少人,这本身即已成一个传奇。《黔小景》中,两个商人问老店家“他住到这里有了多久,他说,并不多久,只二三十年”。照例,对这些老人的传奇人生经历,沈从文总是轻描淡写,然而这并不能掩盖这些老人经历
背后所隐伏的生命意识。在这些平凡老人的身上,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生命发展的过程,他们各自对待生命的态度,而更为重要的是,从对他们坦白的陈述中,我们才明白,“在用人生为题材的各样变故里,所发生的景象,如何离奇如何炫目”。[1](P85)“这才真是一个传奇,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,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,过程竟极其清楚。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”。[1](P179)在沈从文看来,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,人生中偶然与情感的乘除,会使一切改观。“你虽不迷信命运,新的偶然和情感,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,决定你后天的命运”。[2](P298)而这一切在老人们身上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,他们既已行过人生的大半旅程,实乃历经了人生偶然与情感的乘除,这才真是他们的传奇之处。
《丈夫》中的老水保,本是个水上一霸,在年青时节因殴斗杀过一个水上恶人,因为杀人,同时也被人把眼睛抠瞎了。独眼睛的水保处治这水上的一切,到人上了年纪,“世界成天变,变去变来这人有了钱,成过家,喝点酒,生儿育女,生活安舒,这人慢慢的转成一个和平正直的人了”,并建设了一个道德的模范。而更让人感到人生飘忽的还是《长河》中的老水手,年轻时吃水上饭,到事业刚顺手,母子三人却害霍乱病死,特意把他单独留下。祸不单行,本想重新挣出一份家业的他,行船又出了事,于是对自己失了信心,离了家跑远了。大约经过十五年光景,这个在外面生活不甚得意的老水手回到了家乡,成了枫树坳上坐坳守祠堂的人。
“十年兴败许多人”,在老人们人生长河的种种变故里,我们看到了“时间”的古怪,一切人一切事全在“时间”下被改变。时间既无法停滞,生命本身也就不能凝固,总在发展中,因此,变化应当是一种常态。然而,人生的种种变故又像是一种近于偶然的势能,决定了生命发展的形式,也正因如此,命运总显得无常而不能自主。沈从文笔下的老人形象,一个个单独发展的生命个体,也就成了人类困于命运枷锁的象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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